成都知青缅共兵
我为你写下这张便条，你只需依照其指示的地址前往，向他们提出加入申请。如此一来，你便能尽情享用那些上好的米饭。
此照片记录了曾在云南插队、随后成为缅甸人民军战士的焦龙文，在中学期间接受军事训练的情景。
众人皆喜赞阳光与春光，尤是在那阳光灿烂、春意盎然的1971年春天。彼时，我——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成都知青，被“到农村去！到边疆去”那如火如荼的歌声所激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投身于保卫与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在那“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征程中，我暗自立誓，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不畏艰辛，勇往直前，以一身泥土之躯、一颗赤子之心，将祖国的边疆铸造成抵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钢铁长城。
然而，在随后的实际生活中，那些来自城市、尚未成型的激进青年，在“一天大干快上，隔日辛勤劳作”的平地改土、开垦荒地种植橡胶树的过程中，实在难以忍受那份艰辛。那个时代物资的匮乏与油脂的稀缺，让我这个正值青春、身体发育的十六岁少年，常常是腹中空空，在繁重的劳动中饥饿得眼冒金星。然而，当我这些遭遇被我在云南兵团同一连队的同学得知后，她们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每月不定时地送来饭票和其他有限的食品。这些让我得以果腹的善举，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或许是我胃口大，所以总感觉不够吃。”他接着说：“要想吃饱饭并不难，我推荐你去一个既有趣又欢乐的地方，那里不仅能让你吃得饱饱的，还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军人。不像我们云南兵团，既非军人也非百姓，只是些土八路，或许连土八路都不如，土八路至少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或者腰间别着一颗。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按照条子上提供的地址去那里申请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样一来，你就能尽情享用最美味的米饭，手持钢枪，成为一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解放全人类。”
重返连队当晚，我便急切地找到那位常为我送饭票的女同学，在连队伙房后的大青树下与她分享了我投身国际共产主义伟大斗争的决心。她的反应同样热烈，并表示她也渴望加入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次日夜晚，我邀请了来自原四川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支边室友，那位与我同住一室的好姐妹，她也来到了连队伙房后的那棵大青树下，与我约定进行私密交谈。当然，我也把一位既是同窗又是兵团战友，还是住在叉叉裤邻居的挚友“窝蛋”拉入讨论，共同商议前往缅甸加入缅甸人民军的计划。
经过我们几人的共同商议，我们便各自做好了前往缅甸参加缅甸人民军的准备。我们约定在离开各自的连队后，于连队附近一棵朝向三台山的古青树下汇合。于是，我们这一行由两男两女组成的队伍，在九月的一个黎明，从云南兵团三师十四团二营九连的驻地——云南省潞西县（芒市）轩岗乡老广信村出发，踏上了前往缅甸“棒赛”的征途。途径三山台、遮放、戛中（读作“嘎中”）等地，我们历经一天一夜的艰辛徒步，终于在次日拂晓时分，涉水穿过了我国畹町与缅甸之间的界河，成功抵达了缅甸木姐县棒赛镇的缅甸人民军招兵点。
踏入棒赛招兵处，我们迅速完成了加入缅甸人民军的入伍程序。所谓的程序，不过是填写一份表格，注明个人姓名、籍贯和来处，随后在表格上签名并按上手印，这一看似平凡却充满神圣意义的步骤便宣告完成。紧接着，我们便被发放了一套缅甸人民军的军装，就这样，我们便荣幸地成为了缅甸共产党领导下的缅甸人民军战士。整个过程异常简便，与我们国家相比，无需经过繁琐的政审、体检，更无需追溯家族三代的历史。
招募新兵的队伍源自各个不同的部队，而那些招兵点仿佛是我们的集市或是街头巷尾的摊位，仅有一桌一椅一人，桌面上赫然摆放着用汉字书写的XX部队招兵处的牌子。诸如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的3031部队、3035部队，以及4047、4048等部队的招兵点，如今回想起来，那场景宛如摆摊设点招揽生意一般。或许，那时的竞争就是看谁能够招募到更多的兵员，谁就能组建起一个班或一个连，而那些负责招兵的摊主，或许就能晋升为班长、连长，甚至旅长或团长。
在弄清了那支以“三字头”命名的部队是汉旅知青营之后，我的三位兵团战友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了这支队伍。而我自己，则被分到了一支全由佤族人组成的四零四七部队。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那些知青众多的部队里，人才济济，智慧与才能远非我能望其项背，更不是我能轻易崭露头角、出风头的地方。因此，我选择了加入那支由佤族青年组成的部队，意在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在矮子中充高子、在鸡群中当头羊。
在加入缅甸人民军后的第二天，我们这四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竟身着缅甸人民军的军装，擅自踏上了缅甸国土，直奔我国瑞丽边境赶集游玩。未曾想，一踏上我国领土，便被边防军警当场截获，随即被直接关押至乒乓室。然而，那乒乓室仅有一扇窗户，且无人看管，我们便趁机越窗逃脱，狼狈不堪地逃回缅甸。
“我说你们这是何等招摇，跨国招摇！”最后，他才告知我们：“你们如今已是缅甸人，而且是缅甸军人，不再是边民或兵团知青。边民和兵团知青可以自由穿梭于两国边境，但你们不行！我更不能！至于你们逃离后他们并未追捕你们，用成都话来说，就是放你们一马，放你们一骑！其中的奥妙，你们日后自会明了！”
此后，鲍总将后勤的全部事务交托给我统筹管理，其中包括收缴的现金、金珠宝以及银圆等贵重物品均由我负责保管。那间陈列着琳琅满目珠宝和银元的房间，宛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藏宝库，使我眼花缭乱，不禁为之惊叹。
这是一张焦龙文身着军装、背负无线电发射机的影像，其背后正挥手致意的，正是佤邦的总司令鲍友祥。
数日之后，我们各自奔赴各自的部队，履行了报到的手续，开始了服役生涯。然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提及：在我们四人加入缅甸人民军之后，我们三师十四团二营九连的众多兵团知青也纷纷投身于缅甸人民军的行列。然而，在随后的战火纷飞中，我们原三师十四团二营九连的几位兵团知青战友，为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他们中包括来自原四川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老母牛（刘富祥）、黄宪，以及我三十四中的同学奶狗（邹德金）等人。
不久，我便踏上了前往我所报考的四零四七部队的征程。在那里，我邂逅了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贵人、恩人——那位当年的佤族营营长，后来的佤邦总司令鲍友祥。回想起当初选择报考佤族营的决定，我深感庆幸，因为我确实押对了宝。原因在于，那些佤族士兵大多目不识丁，而恰逢营部计划选拔识字者学习电讯业务。由于那些佤族士兵连自己的名字都难以书写，我这个实际上只完成了小学五年级学业、又恰逢文革的所谓知青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电讯兵的首选。于是，我被鲍友祥营长派遣至南佤县英地学习电讯业务。鉴于我对阿拉伯数字的敏锐感知和过目不忘的能力，别人需要一年时间掌握的知识，我仅用半年便熟练掌握，并在结业考试中名列第一。学成归来后，我便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并正式开始了机要工作，即担任电讯兵。
由于从事电讯工作的士兵通常跟随旅部、团部或营部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了解到了战事的走向、胜负以及伤亡情况。普遍听说的情形是，缅军胜少败多，而且人员伤亡尤为惨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佤族士兵往往缺乏战略战术知识和相互支援的意识。换言之，当缅政府军与缅共人民军在激烈的交火中正面交锋时，那些缺乏战术知识、仅凭热血的勇猛佤兵，在双方伏击对峙、枪弹横飞之际，便会举枪起身，准备向敌方发起猛攻。然而，这些佤族士兵多数成了敌方枪械练习的靶子，这正是缅军伤亡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谈及与战事相关的议题，我忍不住要分享一则不为人知的趣事。鉴于缅甸人民军屡遭政府军挫败，他们要么溃不成军，要么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全军覆没。恰巧，我曾被派遣至一支部队协助其进行为期几天的电讯支援。然而，我抵达不久，该部队便在一场激战中不幸陷入敌军重围。
历经五日的围困，我们终于迎来了解救我们的援军。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竟患上了一种怪病，五天来命悬一线。当援军到来，有人提议将我抛弃，以免拖累突围的队伍，或是影响行军速度。然而，鉴于我身为电讯专业的机要人员，当时正属急需，加之首长坚持要带我突围，以及那位毕业于原四川医学院的军医也执意要护送我突围，我最终被我的战友们抬出了包围圈。在军医的精心治疗下，我竟奇迹般地复苏。因此，在我心底，始终铭记并感激那位让我重获新生的成都老乡军医。至于我那时所患的怪病，时至今日，我仍不知其名。
康复之后，我重返鲍总的麾下继续工作。那一次前往支援部队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缅甸人民军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我们的指挥官与士兵缺乏实战智慧，只知道盲目冲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向鲍总提出，在我国家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期间，作为一名学生，我有幸参与军事训练，积累了一些军事知识。我愿意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佤族士兵。鲍总听闻此言，欣然同意，并亲自任命我为教官。在南佤一八三部队司令部，我们开办了战事训练班。我不仅担任军事教官，鲍总还赋予我额外的职责，让我兼任电讯处副处长，不久后更升任处长。
自那以后，鲍总将后勤的全部事务委托给我统筹，包括所有收缴的现金、金珠宝和银圆，都交由我负责保管。那间堆满珠宝和银元的房间，宛如《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的宝藏库，让我既目不暇接又惊叹不已。然而，我并不清楚这些珠宝、银元和现金的具体数量，因为此前从未对这些财物进行过详细的账目记录。简而言之，它们就像被藏在了钢筋水泥的地下保险库中。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为何我没有私自藏匿或转移一些财物呢？或许，正是我的诚实和忠诚赢得了鲍总的信任。
自是后勤管理的职责亦涵盖了对驻守后方的将士家属日常所需物资的分配，诸如柴米油盐等。然而，在分发过程中，难免会触怒某些人，她们私底下对我怀恨在心。她们常怀疑我在分配物资时偏袒某位军官的家属，额外分得一份。她们将这无端之事告知其丈夫，他是一位握有实权的佤族军官。他深信我与他的妻子有染，于是派遣了几位亲信士兵回后方，趁我单独外出执行任务之际，对我进行了预谋的袭击，将我打得重伤，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
痊愈之后，为了抚平心中的愤懑，我决心追踪那五位曾对我施以重拳的佤兵，寻求报复。然而，在密林之中，我遭到了那位握有实权的军官派来的人的拘捕，他们决定对我进行公开审判并处以枪决。幸运的是，鲍总的介入为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最终仅判决我在军中服刑三年，作为赎罪。同时，我被调离了电讯处，并剥夺了处长的职位，被贬至最偏远的前线部队执行任务。
自离佤邦总部——即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及缅共中央的驻地邦康——踏上一路旅程，我便独自驾驭着那背负行囊的马匹，向着被派往的南佤县最为偏远的一角——那最边缘的部队，开始了我的服役生涯。正当我行至部队所在地附近的三日黄昏时分，于一个名为“孟怀”的寨子附近的山坡上，一只散发着绿光的吊眼白额巨兽正蜷伏于我必经之路上。那匹背负行李的马儿也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与此同时，我不假思索地用手按住了背上的五四式手枪皮套的保险装置，随时准备抽枪应对。
“大王，您好，若您不伤我，我亦不敢加害于您！”于是，我双手合十，口中不断默念着佤族长者口授的圣言，并在最后加上一句：“山神啊，我已是命运多舛之人，求您开恩！”不久，那向我投射绿光的“山神”缓缓起身，消失在夜幕的深处。
为何那位先生要购买这份报纸，而且是以每份两百元的高价？
此为焦龙文身着缅共军装之影像，其背后亦身着军装者，乃佤邦总司令鲍友祥。
在深入基层连队的经历中，我得以与众多基层士兵交往，从而学会了多种民族语言，包括傣语、佤语、拉祜语和缅语。更值得一提的是，热带亚热带的阳光对我情有独钟，让我仿佛成了土生土长的佤族兄弟、缅甸佤族兄弟、傣族兄长或拉祜族兄长，我的肤色被晒得如同当地居民一样黝黑。在与新结识的佤族或傣族朋友打招呼时，他们总会好奇地询问我的村寨和姓氏，这情景让我既好笑又尴尬。或许是因为我的肤色与他们相似，加之我说话的口音也相仿，所以他们误以为我也是他们民族的一员。
谈及此事，我顺便补充一句。据一位原兵团战友所述，我的另一位战友从昆明返回成都探望母亲时，竟满口昆明话。当战友好奇地询问他为何如此，他解释道，如果在昆明使用成都话或其他地方方言，当地人可能会对此表示轻蔑。我想，他的这番话颇有些道理。像我这样的成都汉族支边知青士兵，早已开始学说当地民族语言，并深入到两国边疆民族的社会之中。这并非仅仅保留乡音，而是必然要改变，或许也是为了融入当地习俗。难怪现在许多涌向大城市或省城周边县区的人们，在都市购置房产定居后，都会学说当地的语言。一方面，他们担心遭到小人的歧视和欺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当地居民更顺畅地交流。
于是，我这个虽非本地居民却通晓当地言语的“假边民”，实则隶属于缅共的士兵二娃，便时常身着当地或民族服饰，在我国与缅甸的边界地带穿梭往来。我的主要目的，是套购我国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转手到缅甸以赚取差价，同时也将国外的物品带回国内，与边民们进行有偿交换。
频繁穿梭于我国镇康南伞的边境检查站，使我结识了众多人士，彼此之间相处甚欢。他们从未询问我的身份，总是把我当作一位缅甸边民。在我往返边境时，也仅是按照缅甸边民的身份，在我国的检查站上例行登记。
八十年代中叶的一个午后，我在完成边境地区的街市采购后，踏上了返回缅甸住地的路途。途中突发肚痛，急需方便，然而随身并无擦拭用的纸张。无奈之下，我只好匆匆跑至我常去的镇康边境站，意图向那里的熟人求助。不幸的是，他恰好不在办公室。尽管如此，他似乎刚刚离开不久。于是，不论手纸还是任何可以擦拭的纸张，只要是能应急的我都愿意接受。幸运的是，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恰好摆放着两张最近的报纸。我毫不犹豫地拿起这两张不知具体日期的解放军报纸，偷来应急。当我赶到一个隐蔽无人之处时，却意外地遇到了另一位正在方便的男子。交换目光后，我迅速将偷来的报纸展开，开始阅读。
此刻，那位男子看似毫不经意的与我闲聊，并请求我展示手中的另一份报纸。我因一时疏忽，便将报纸递给了他。当我正准备用它擦拭身体时，那男子提醒我他有便纸。随后，他将手中的便纸分了一半给我。起身时，他问我能否将这两张报纸留给他。我回答道：“你要就拿去吧。”他却坚持说：“不，我愿意付钱，每张两百元！”听到这里，我简直愣住了。两百元一张？
我愣了一下，又问他：“真的两百元一张吗？”他肯定地回答：“是的。”我接着问：“这张已经撕破的也要吗？”他回答：“当然要。”
顺便提醒各位，八十年代两百元意味着什么？我将手中的报纸递给那位大哥，随后他从小挎包中掏出一捆崭新的百元钞票，递给我那些让我欣喜的四十张百元。告别时，那大哥紧紧握着我的手，承诺今后报纸一定要卖给他，不论是《云南日报》、《参考消息》还是《武警报》，都按两百元一张的价格购买。
我与他道别后，返回了在缅甸的住所。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思绪纷扰，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那个男子为何要支付高额的两百元购买报纸？这一疑问如同顽石，让我愈发困惑。于是，在次日清晨，我提前动身，赶往我国南伞边境检查站，将此事上报。
终于在中午时分，我抵达了那熟悉而频繁光顾的镇康南伞检查站，随即将昨日遭遇的异样事件向站长做了详细汇报。站长闻言，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对我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我觉悟之高。随后，他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若他再次光临，务必稳住他的情绪，切勿流露出任何异常，同时需装作对金钱极度渴望。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早已过期的废报纸，指示我下次他再来时，就将这些报纸交给他。同时，他强调必须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向我们报告。
“我给你的报纸费用已经很高了，你还要更多吗？”他提议：“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份高薪工作，月薪至少五千至一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但这一切取决于你是否有意愿接受。”我反问：“你没有告诉我具体是做什么工作，我怎么回答你？”他接着说：“那你先给我写一份简历，我带回去给单位领导看后，再告诉你详情。”
随后，我将与那位汉子的相遇以及售卖废报纸的经历向镇康南伞检查站的站长进行了汇报。站长听闻后，立刻指示我，可以先应允那位汉子的请求，去他们所说的单位工作，再寻找合适的时机将他引诱至我国境内，并将他们的行踪告知我们的边境检查站，这样你的任务便完成了。紧接着，检查站站长立即吩咐他的部下为我伪造了一份虚假的个人简历，我的名字也自然采用了化名。
“没问题。”
实则我早已洞悉，他们前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核心目的，在于进行侦察与拍照，而附带销售宝石玉石的行为，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幌子。当然，我已将他们的这一行动计划及时上报给了南伞检查站的站长。
随后，依照那位汉子与我之前的约定，我们再次在先前相遇的街市边重逢。这一次，他携带着两位约莫三十余岁、风韵犹存的女子一同前来，并向我一一介绍，称她们是从事珠宝生意的商人。他接着告知，我们四人将于次日街市再次会合，一同从镇康南伞入境，并按计划前往镇康老街，与当地几位经营玉石宝石生意的老板进行交易。之后，我们还将乘坐车辆前往西昌及成都。在此过程中，我亦将我与他们的约定及时通报给了南伞检查站。在此，我亦坦诚地说明了，我之所以频繁往返于我国境内，正是为了从事这一行业。
不久后，我们四人依约抵达了镇康南伞的边境检查站，在入境登记处完成了手续。鉴于我先前已与南伞检查站有约，我便有意成为最后一位进行登记的人。在登记簿旁，我特意留下了早已约定的暗号——“人到”！相信亲爱的读者亦能领会，这实则是我向南伞检查站发出的特定信号。
稍后，我们四人踏上了前往孟连老街玉石宝石商号的旅程。商号位于顺路，我们便先与那里的“老板”展开交易。当我首先将带来的宝石呈上供其验货时，他右侧的一名所谓小工便指出，这批宝石的成色似乎略显不足。另一位站在“老板”左侧的小工则对“老板”言道，看来这几位带来的货品成色似乎更胜一筹。然而，他们声称此宝石极为稀有，不宜宣扬，且需要特殊仪器进行详细检验。于是，我们被邀请进入里屋，以便宝石接受进一步的鉴定。然而，当我们踏入商号内部时，立即被当场逮捕。所谓的商号老板、那两名小工以及藏匿于里屋的协助逮捕者，竟然都是我国干警。随后，他们确认了我们的身份，而那位男子更是我国几年前通缉在逃的敌特分子。
鉴于我在协助我国军警破获一起重大敌特案件中表现突出，云南省相关部门特别颁发给我人民币若干，并授予奖章与奖状作为表彰。然而，直至如今，我尚未前往镇康南伞检查站领取这些荣誉。
在2002年的那个时光，一位昔日的友人突然从国内拨通了我的电话，诚挚地邀请我共聚一堂，并透露了有意涉足金三角地区，从事那些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诸多因素的交织下，我重返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故土——成都。随后，我前往了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报道。然而，那个部门实则仅我一人，主任与兵皆是我。于是，我向那区的领导表达了我的顾虑，表示不愿从事这份工作。那位领导却以温婉的语气回应，告知我未来工作繁忙，届时自有人分担，不必忧虑。尽管如此，我内心的抗拒依旧，最终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完成了报到手续，便放弃了那一个后来让我追悔莫及的机会。
此后，我在成都悠然度日，或漫步闲游，亦或走访亲友。然而，不久前，云南孟定的亲友来信告知，我在那里的庄园与作坊事务繁重，他实在分身乏术，迫切需要我返回孟定亲自打理。于是，不久之后，我便带着妻子一同返回云南孟定，接管我在那里所拥有的庄园与作坊。当时，我婉拒当地领导邀请的主要原因，便是心中挂念那座为我带来丰厚收益的庄园与作坊。
在我与我妻子重返孟定，着手庄园与作坊的经营之际，我仍旧频繁穿梭于孟定与成都之间。然而，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在我处打工的孟定本地女性发生了恋情，并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在成年之际便因病离世。在我与那位妻子已育有一儿一女之前，这一事件的揭露导致了我们婚姻的解体。而我那位孟定籍的伴侣则选择了远赴贵州，离我而去。
由于我的肤色与当地居民无异，且语言上亦与之相通，加之我对缅甸的国情了如指掌，我便再次踏出国门，穿梭于果敢、瓦城、东枝、仰光、大其力等地，为生计而奔波。
在与妻子终止婚约之际，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将我的庄园与作坊悉数转交给了她。然而，不久后，她因商业纠纷与瓦邦六十八团的团长产生了经济上的争执，不幸被该团长派出的手下绑架至缅甸，意图迫使她屈服。当我女儿得知母亲被卫天明手下绑架并出境的消息后，她焦急万分，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请求我设法营救。尽管当时我正忙于生计，但鉴于我多年来与缅甸人和瓦邦族人交往的经验，我深知他们的蛮横与无理，因此我只能建议女儿报警处理。
随即，我女儿将母亲遭受缅甸人绑架的情况向孟定警方报案。鉴于孟定警方深知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他们迅速将这起涉及我国公民的入境绑架案件上报至临沧地区公安局。鉴于事件的严重性，临沧地区公安局亦立刻将此境外绑架案上报至云南省公安厅。随后，云南省公安厅也将这起重大的境外绑架事件紧急上报给了国家公安部。
此为焦龙文在缅甸人民军一处驻地进行拍摄时，与其女儿的珍贵合影。
此事关乎国家荣誉与尊严，纵使我那已解除婚约的妻子犯有任何罪行，即便罪孽深重，理应由我国政府负责处理、追究和查办，而不应沦为境外势力的棋子。因此，公安部将该情况上报至国家相关部门。经过在缅甸的相关渠道努力，几天后，我国政府成功将她送回祖国。然而，她当时已被卫天明之流折磨得遍体鳞伤，是被人抬回的。伤愈之后，她便对经营庄园失去了兴趣，回到成都与他人共同经营了一家珠宝金银店，以此维持生计。在此，我也顺便告知大家，我那解除婚约的妻子曾是缅甸人民军的女战士，且出身侦察兵。
我持续在缅甸为个人生活奔波。2002年，一位旧友突然从国内打来电话，邀请我见面，并提及了想要从事金三角地区“那种能带来巨额利润的生意”。我自然对所谓的“大钱生意”心知肚明，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提议。然而，这位朋友却锲而不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反复提起此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唠叨逐渐充斥了我的耳朵。终于在2004年的某个月份，我耐不住性子，答应了他的合作请求。我携带毒品从缅甸出发，与他在四川宜宾约定交易地点，但刚踏入云南思茅境内，便被当地公安民警当场抓获，人赃俱获。
在随后接受警方审讯的过程中，我方才得知，警方早已对我与那位朋友的全部通话进行了详尽分析，甚至连我们之间的暗号也被一一破解，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一次通话都已被警方严密监控。
因此，鉴于我的犯罪事实明确、证据确凿，且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终身政治权利。随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执行此判决。然而，由于我在狱中表现出重大立功，最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服刑期间，我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想我曾是参与围剿坤沙集团的先锋，却因金钱诱惑、利诱、俘虏，迷失心智，最终沦为倒卖毒品的罪犯。
回首往昔，为了温饱，曾远赴缅甸奔波劳碌，而今日，却因沾染毒品沦为罪犯。身陷囹圄，心灵亦随之蜕变。今朝，为了生计，与他人一同打扫卫生，依旧是为了那一份饭食。
惭愧啊，命运使然！然而，我想这或许正是人们常说的“天意”。身为一名刑满释放的囚徒，我虽重获自由，却仍戴着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沉重枷锁。即便年过古稀，我也无法申领低保生活费。因此，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小区里扫地、清理厕所。而那些并不富裕的儿女们，也只能力所能及地给予一些援助，但他们还需抚养下一代，生活压力同样巨大。
此图为焦龙文在成都新华公园与他的兵团战友作者们的合影留念，焦龙文位于照片右侧。